《广州抗战纪实》一书的内容有六章，时间跨度为1937年至1945年，各章所载的大都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翔实地反映了广州地区抗日战争的全貌。全书重点反映如下六个方面的史实：
一、广州人民大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潮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人民无比激愤，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于同年7月15日提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以此为政治基础，向国民党提出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人民、各党派、团体、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1938年1月，八路军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代表中共以公开合法地位参与和进一步组织广州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和华侨参加抗战。此时，广州市从1931年“九•一八”激起的各界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声势浩大，其参与面的广泛、人数的众多是史无前例的。
二、广州无备而失守
1937年底上海、南京沦陷后，广州守军因部分军队原已调去上海、南京和武汉参战，部分则调去福建，故广东兵力不足。当时余汉谋曾请求蒋介石增兵防御，保卫广州，而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复电说：“日寇无进犯华南的企图。”蒋介石也亲自写信给余汉谋说“华南是美英经济利益所在地，日寇决不敢轻举妄动，如日寇胆敢进犯广州，必引起美英干涉”等语。但恰恰相反，1938年6月，日军突袭了广东潮汕海岸线外的南澳岛；入秋以后，日舰在华南沿海游弋，经常炮击沿海城镇；到9月底，日军在澎湖群岛的马公集结，作进攻的准备，这时十二集团军司令官余汉谋才匆匆进行军事部署。而部署又对可能出事的地点判断失误，在惠阳海防前线仅有莫希德的一五一师。莫希德这个师在敌人登陆前一天，发现了日舰云集大亚湾海面，急忙通知在广州、香港度假的营、连长速回防地，有些人还是靠在该两地电影院放字幕通知的。所以日军于1938年10月12日在大亚湾登陆时，莫希德部基本上未经战斗而全面败退。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蒋介石急电余汉谋从中山、花县等地调兵，又于13日电令张治中部预备兵团增援广东；第四路军总部于同日宣布封锁珠江口，但都为时已晚。日军分兵三路，一路沿广九铁路线推进，一路经惠州、博罗、增城直指广州，另一路日军经平山、仍图、平陵向从化方面迂回包围广州。沿增（城）博（罗）公路向广州进犯的日军第二十一军十八师团三十八旅团，在增城正果遭中国军队独立第二十旅较激烈的阻击。激战一天，毙伤日军160多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伤亡200多人的代价，但不能阻止日军向广州推进。日军长驱直入，余汉谋闻讯仓卒北走，仅仅10天时间，广州在混乱状态下于10月21日为日军所侵占。
三、两次粤北战役
日军侵占广州一年多以后，为了配合桂南战役，企图打通粤汉线威胁湘桂后方，同时又得到来自东京的精锐近卫混成旅的增援，于1939年冬和1940年夏两次向粤北进犯，受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这是抗日时期在广东境内、主要发生在从化地区的两次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战役。
第一次战役，从1939年12月17日至1940年1月16日，历时一个月，侵占广州的日本南支派遣军集中约7万人，在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指挥下，兵分三路向粤北进攻。中国守军余汉谋部第十二集团军和第四战区直属部队等约12万人进行抗击，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在从化。12月27日、28日，中国军队一五二师在良口、一五七师在牛背脊一带截击日军，歼敌1900多人；29日，中国军队五十四军增援南下，南北夹击日军，日军败退，撤回广州。此役中国军队英勇作战，歼敌1万多人，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二次战役，从1940年5月14日至6月5日，历时23天。日军经过5个月的补充，换兵易将，投入兵力4万，再次北犯。在从化良口一带又遭到中国军队六十二军的一五七师，六十三军的一五二、一五三、一八六师，六十军的一五八、一八七师从正面和两侧夹击，全线败退。此役敌人伤亡6000多人。中国官兵也阵亡3000多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成果。当时中共以及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动员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十二集团军当政工人员，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宣传，并开群众工作，广大官兵斗志昂扬，英勇作战，并得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甚至是直接参战。
四、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和中共敌后工作
广州沦陷后，广州近郊以及番禺、增城、花县等地，人民群众拿起武器组织武装自卫，频频出击日军和伪军。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伍观淇率领的广东省第二游击区第四支队和禺北、花县武装群众7000多人于1938年10月27日在广州近郊江高阻击日军北犯的江高之战，历时12天，共击沉敌船30多艘，毙伤日军200多人，使日军嚣张气焰受挫。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和增城人民抗日武装力量，1940年9月夜袭官塘敌营，毙敌286人；1944年2月突袭石滩伪警察所和联防队，俘伪军官兵50多人，缴枪50多支；1944年11月奇袭新塘火车站，消灭伪军一个连，俘日军站长阿南中佐。中共领导的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在顺德于1941年10月与来犯的伪军激战，毙敌300多人，俘敌100多人，取得以少胜多的西海大捷；1944年春在广州南郊沥?，全歼伪联防大队，活捉作恶多端的汉奸、土匪“十老虎”中的“八虎”；不久又夜袭番禺新造，摧毁敌人重要据点；1944年至1945年，先后在市桥、?湄，新造、七星岗等地的战斗，都取得胜利。还有第三党组织的番（禺）增（城）从（化）龙（门）民众抗日游击纵队以帽峰山为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经大小战斗10多次，毙日军军官9人、军曹9人、日军和伪军100多人，缴获长短枪50多支和物资一批。
广州市区的敌后工作，在广州沦陷后有了新的发展。沦陷前，广州的中共组织本已初具规模，党员达400多人。沦陷时大部分撤出。1941年，中共各方面组织陆续派人到广州敌占区开展工作，其中有粤南省委派来的，有东江纵队派来的，有珠江纵队派来的，有北江特委派来的。他们在市内利用各自关系建立联络点，设交通站，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等，还打入敌伪机关搜集情报。他们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注重群众工作，发展外围组织，如“游击之友”。1944年底，中共临时省委派陈翔南同志负责广州工作，统一领导党的敌后斗争，开展了抗日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
五、日伪统治和人民的苦难生活
日军在沦陷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视人命如草芥的法西斯统治。日军宪兵部的分部和分驻所遍布全市，杀人如麻。日军在穗的罪行罄竹难书。但街头的标语却宣传“大东亚共荣”、“日中亲善”、“日中友好提携”等等，掩盖其罪恶。
在广州沦陷一个多月后成立的“广东治安维持会”，1940年5月成立的汪伪“广州市政府”以及各种番号的伪军，都是日军在广州统治的工具。他们极力帮助日军奴役人民，镇压人民；他们争权夺利，大肆攫取财物，大发国难财；他们还积极反共，围剿中共领导的游击队。
日伪统治下的广州，米珠薪桂，许多人失业无助，无法为生，街头常有饿殍，哀鸿遍野，瘟疫流行，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
六、广州光复和人民失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给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要他指定广州的日军代表，接受华南抗日纵队曾生将军的命令。东纵负责人曾生、林平等即发出《东江纵队紧急命令》，要求：“我各部队长应立即动员全体军民，开入附近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维持治安，镇压土匪特的破坏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但是，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早在1945年8月11日就连续下了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等三道命令。同时抢先调派新一军赶到广州接管日军防区，又派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作为中国代表接受侵粤日军投降事宜。1945年9月16日，日军代表、南支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在广州正式向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签字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二方面军成立肃奸机构，肃奸工作与处理日本战犯同时进行。经过调查、审讯，田中久一和大汉奸“和平救国军司令”吕春荣等被判死刑，于1947年3月17日和1945年10月14日在广州执行枪决，人心大快。
广州光复，人民大众以为可以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过和平生活。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民大众之愿，光复后的广州，国民党当局各路接收大员纷纷到穗，把接收变成“劫收”，不择手段争权夺利，贪污受贿盛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人民大众生计维艰，怨声载道，加上国民党当局违反民意，悍然发动内战，生灵涂炭，新的经济、政治危机因此迅速出现，一场革命暴风雨不可避免地要应运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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