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公元727年的肇庆摩崖石刻，既包含了篆、隶、真、行、草各种书体，是一部中国的书法简史、一座书法艺术的诗博物馆，又是一轴记载肇庆1000多年历史的长卷。肇庆市正深入挖掘和研究七星岩和鼎湖山的摩崖石刻，以推动“文化名市”的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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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山岩并存与湖水同在
公元727年，唐代大文学家、大书法家李邕到肇庆踏青，在饱览七星岩秀色后，又在端州石室中流连忘返，折笺挥毫，先写下《端州石室记》，后定成四尺广径“景福”两个大字，开启了七星岩深厚精蕴的石刻文化端绪。
此后1000多年中，历代名人来此寄情泼墨、题咏记游不计其数。其中有唐代宰相李绅、诗人宋之问；宋代名臣包拯、程朱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状元黄公度；明清的王守仁、陈白沙、屈大均、吴国伦、陈恭尹、王渔洋、朱彝尊、袁枚、全祖望、黄遵宪等文化名人，以及抗倭名将俞大猷、民族英雄郑成功父亲郑芝龙、抗清忠烈陈子壮等。当代伟人朱德、叶剑英、陈毅，大诗人郭沫若等，也在此留下了墨宝。七星岩摩崖石刻现存531幅，其中诗、词、曲、赋达217幅，游记、散文、题记等作品共192幅，瑰丽多姿，琳琅满目，成就七星岩摩崖石刻“千年诗廊”、文学宝库的美名。
七星岩摩崖石刻包纳了篆、隶、真、行、草各种书法，是一部中国的书法简史、一座书法艺术的诗博物馆。其中有许多书法史上的名碑：李邕的《端州石室记》，是李邕留给后世的唯一正楷碑；明代吴桂芳的篆书，明代朱元以隶书笔意写篆书的“帝觞百神之所”，清代黎简、陈恭尹在玉屏岩用隶书刻下的大字题记，状元林召棠的正楷，黄培芳的行书，耆英的草书石刻等，或笔力沉雄，或刚劲有力，或潇洒奔放，都是自成一体的书法艺术珍品，对后世影响较大。
七星岩摩崖石刻还是一轴肇庆历史长卷，记述了肇庆的地理环境、山河变迁、历史大事、宗教信仰、庙宇建筑、岩石水土以及朝代更迭。在石室洞东边石壁上，有肇庆第一任知府郑敦义刻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的题记，“上自端王即位，升潜藩（封地）为节镇”，指的是1100年端王赵佶登上皇位后把端州改名为肇庆一事，该石刻对研究肇庆历史有重要价值。而“道光甲辰水痕至此”，说的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肇庆堤围全被冲决，洪水漫淹到这个位置，这是肇庆历史上的一个最高水位记录。
学者评价，七星岩摩崖石刻年代久远，数量众多，不仅是华南地区保全较好、数量最集中的一处石刻群，在国内也是罕见的，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
这份沉甸甸的历史积淀，肇庆如何传承并发扬光大？早在1957年，肇庆就成功申报七星岩摩崖石刻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又成功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专家们仍然认为有关方面对七星岩摩崖石刻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知之者不多，摩崖石刻对七星岩景区的旅游推动作用不够。而有关部门对石刻的一些保护措施也为学者和书法爱好者所诟病，如为让游人得以观赏，在石刻字蘸上朱红的处理过于粗糙，使一些石刻失去原来的风韵。
今年年初，肇庆市委、市政府提出要通过深入挖掘包括七星岩摩崖石刻在内的肇庆众多的历史文化资源等措施，建设“文化名市”，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为了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肇庆邀请著名学者做规划，并为此制定了详尽科学的方案。一场文化建设大仗正在肇庆打响，相信不久的将来，那些与山岩并存，与湖水同在，印证着古城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千年诗文将成为比自然景观更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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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击
寻访山水之中的人文脉络
肇庆七星岩，7座山峰如北斗般撒落在城区北侧碧波如镜的600公顷湖面上，山环水绕，亭楼阁榭，波光岩影，浑然一体，远看如自然雕琢的精致盆景。日前，记者一行循着古人揽胜探幽的足迹，寻访这如画风景中的人文脉络，感悟先人创造的精深文学和书法艺术。
石室洞：石室烟含古桂秋
“七星岩”三个大字铭刻在石室岩洞的岩壁上。石室内顶高达30多米，洞内有一个大水潭，钟乳石错综纷纭，形态各异。
自唐、宋以来，不少文人学士在此即席赋诗、题字。最早题诗的要算唐代诗人李郢。“崧台月照啼猿曙，石室烟含古桂秋。”诗人以寥寥几笔给石室岩抹上了异彩。
此后，在石室洞内外赋诗、题词、刻碑者多不胜举。比较有名气的，有唐代李邕、李绅、杨衡、宋之问；宋代包拯、周敦颐、郭祥正等。明清两代名家的石刻更多，如王守仁、陈白沙、屈大均、陈恭尹、王渔洋、朱彝尊、袁枚、全祖望、冯敏昌、黄遵宪等，但大多刻留在石室山的另一侧莲花洞璇玑台的岩壁上。
石室洞外，有一“北海碑亭”，用栅栏围住，里面是七星岩石刻中历史最长、最有名气的唐代李邕的《端州石室记》。因此碑的中间有一马蹄形的缺损，故它又称“马蹄碑”。其来历有个传说：唐开元十五年（727年）的一天，大文学家、大书法家李邕道经端州，在古道上骑马疾驰时，被七星岩的壮丽奇景所吸引，意欲下马细细端详，不料马儿冲劲太大，一时收勒不住，在石室岩洞口踏下一个深深的马蹄印。李邕豪情满怀，即景生情，一气书成《端州石室记》。该文生动细腻地描绘了石室洞人间仙境般的奇异景致，抒发积极有为的政治情怀：“岂直避暑窟室，缔赏林峦，击石如钟，酌泉如醴；固亦转丹灶，掇紫芝，迹参寥之远心，惟习隐之幽致者之乎。”写毕，李邕余兴未尽，又挥毫写了四尺大的“景福”两字，镌刻在洞口右下壁。宋代熙宁时，康州太守康卫诗提及：“天上北斗星，人间书景福。”将“景福”与“北斗”并列。后人干脆把石室岩改为“景福洞”，连肇庆市的主要堤围也取名“景福围”。
在石室洞入口的东面岩壁上，赫然刻有北宋名臣包拯的题字：“提点刑狱周谌同提点刑狱钱聿知郡事包拯同至庆历二年三月初九日题。”这是包拯在快结束端州知郡事任前题的，文字简明扼要，字体清癯，朴实无华。虽事隔近千年，但面对包拯留下的文字，仿佛这位铁面无私的黑脸大汉就站在我们面前，正怒目注视着当今的一个个可恶的贪官。
莲花洞：恍疑身已在蓬莱
莲花洞与石室洞相连，中间潭水相隔。入口处有一天然平台，有“璇玑台”3个大字的石刻。璇玑台左右崖壁也都刻满历年名人的题咏。
综观七星岩500多块石刻，大部分是写景抒情之作，多有华章名句。这在璇玑台得到更为集中的体现。曾3次游七星岩的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留下描写七星岩的五言诗刻气势非凡：“胡然北斗宿，化石落人间。天不生奇石，谁擎万古天？”与石室洞内的南宋黄公度的“天上何时落斗星，化为巨石罗翠屏。洞折三叉盘空曲，壁立万仞穿青冥。”以及元朝张显祖的“一区仙境蓬莱岛，七点星岩兜率宫。江水朝东宗大海，嵩台拱北插高穹。”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黎简的诗“南服陨石，北斗降精。日入壁曜，霞照赤城。从寒无语，山秋有声。云崖争力，已割未倾。地深天高，心奇语平。阖骑五羊，斟酌七星。”简洁生动，掷地有声，富于节奏感和音律美。而清冯敏昌的《七星岩五首》，则详尽地描写星岩的全景以及大岩、莲花洞、屏风岩等景点景致，对七星岩的研究和旅游开发很有参考价值。这两人的诗美，字也卓然成家，与唐李邕的《端州石室记》并称“石室三绝”。
这些与山岩并存，与湖水同在的千年诗文，不仅印证着古城的悠悠历史和灿烂文化，也记载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名字，几乎人所皆知，但其父郑芝龙曾在广东任职且游历七星岩一事，知道的人并不多。郑芝龙的题诗就是一个例证。璇玑台前左边的石壁上，有刻于崇祯十年（1637年）的郑芝龙撰写的诗：“偶缘开府抵嵩台，奇石清泉洒绿台。群玉山头迎佛相，恍疑身已在蓬莱。乳岩突兀五丁开，直把星辰摘下来。金粟庄严真色相，肯惭能赋大夫才。”郑芝龙，福建泉州人，明万历、天启年间，曾从事移民和开发台湾的工作，带领福建和台湾人民抗击倭寇，建设家园，是当时台湾汉族的首领和纵横东南沿海的英雄。崇祯初年，受两广总督熊文灿招安，受封广东总兵。熊文灿在肇庆水月宫铸铜像以志纪念。这首诗就作于当时。
伟人题咏：画幅长留天地间
在石室洞入口左侧，朱德元帅和陈毅元帅的题诗引人注目。朱德1959年来到七星岩，写下《游七星岩》：“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久居高要地，仍是发冲冠；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这首工整的律诗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怀大度、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给人以无穷的鼓舞和力量。该诗刻由书法名家吴子复以隶书所写，落落大方，质朴平实，更为诗意增色。
朱德题诗附近莲花池畔的石壁上，是陈毅元帅1966年2月题《七星岩》：“七星拔地起，洞穴腹中装。沥湖环四面，千顷恣汪洋……石洞叹钻天,景福秘地藏。壁上题词句,千年成诗廊……谓我尚未老，可以上战场。”生动地描绘了七星岩的奇妙景观,而且点明其“壁上词句”、“千年诗廊”的深厚文化内涵，抒发了这位开国元帅的革命豪情。
“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这是叶剑英元帅1961年手书咏吟七星岩的著名诗句，刻在七星岩石室岩莲花洞外显著的位置上。全诗没有“七星岩”的字眼，却把七星岩、星湖美景描绘得淋漓尽致，情景交融，美不胜收。叶帅有感而发，又以诗为书，其书法雄健苍劲坚韧，而又潇洒隽秀，自然纯真。
鼎湖山：涅?妙心驻苍崖
步入鼎湖山，顺着天溪，上庆去寺、云溪风景区方向走，可以尽览鼎湖山历代留下的石刻风采，有74幅之多。
鼎湖山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一幅，是位于云溪风景区老龙潭涅?台石壁的唐智常楷书题字石刻：“正眼法藏，涅?妙心”，雄劲有力，有颜体风神。但石刻排列异常，“心”在最前面，“藏”字排到“心”字之后，后世文人对其是否唐刻提出质疑。现公认为是唐刻的珍品，或为颜真卿书体的滥觞。智常是六祖惠能的弟子，庆云寺的开山祖师。
往飞水潭的路边及潭四周有石刻31幅，包括清刻14幅，民国石刻9幅，新中国成立后的3幅，年代不详的5幅。其中1916年李开?题字“民国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黄冈李开?、新兴李耀汉、丹徒吕鸿元，同游到此留题”中的李耀汉，民国初年曾任广东省长。李开?，民国二年由袁世凯任为广东巡按使。民国六年吴远基题字“苍崖白练”，是古拙浑厚的篆书，刻题者吴远基，高要人，吴桂丹之子，著名科学家吴大猷的叔父。飞水潭石壁的“孙中山游泳处”石刻，是宋庆龄1980年题刻的，纪念孙中山1923年夏秋间到飞水潭游泳。
鼎湖山也留下了很多诗作题刻。其中著名的有移存到庆云寺大殿天井左右廊的清康熙年间寄居肇庆的文人宋广业的咏梅题诗百首，用的是清丽小楷，作者自言“闷坐一室，因忆梅花佳胜，遂成自咏”，写梅细致入微，“闻说鼎湖梅数点，上人折梅报舒英。何当鼓棹录山峡，玉骨冰资向我迎。”诗书合璧，赏心悦目。
专家说法
著名书法家王学仲：湖山石刻相得益彰
唐代李北海《端州石室记》，是唐代六大书法家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明代陈白沙以茅龙写的《肇庆城隍庙记》，书体洞朗而无寒险之态。清初顺德诗人陈恭尹所书《鼎湖山禅师塔铭并序》，具有郑谷口的隶书风神，已启清人隶书的端绪。被誉为“诗书画三绝”的黎二樵，写有《南服陨石》诗，取法汉隶，又流露作者不凡的才气。游山观碑，更加领略到湖山之美，在揽胜撷芳，寻幽探胜时，发怀古之幽情，玩千古之名篇，而增广见识，从而使山林增辉，文物焕彩，同时也为书法爱好者研究者提供一份碑刻摩崖的资料。对于名山胜迹来说，名人题咏因湖山而激扬，湖山亦得借名人题咏而争胜，正如泰山之有《秦刻石》，嵩山得有《灵庙碑》而相得益彰，钟灵而毓秀了。
端砚大师、书法家刘演良：多家流派各显所长
七星岩石室洞内的碑刻丰富多彩，篆、隶、楷、行、草尽在其中，多家流派各显其长。
《端州石室记》是其中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最高的。它的结构严谨端庄、疏朗，用笔方圆兼使；笔画清新、刚劲、峻拔、有力。石室岩洞口之右下壁李邕所书的“景福”，这两个大字笔法娴熟，苍劲而有骨气。
此外，清道光时两广总督耆英的草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石刻，运笔纵横，神采灵动，多用中锋，刚劲有力而又婉转流畅，字形结体上下大小斜正互相呼应，一气呵成。明代中叶抗倭名将俞大猷任职广东总兵时留下的石刻，用笔圆转流利，浑朴遒劲。
书记观点
记者：您提出要深入挖掘、研究和宣传七星岩和鼎湖山的摩崖石刻，其价值体现在哪里？
林雄：学者们认为七星岩和鼎湖山的摩崖石刻数目繁多，地点集中，保存完整，艺术和文学价值之高，国内罕见。肇庆历史研究者还发现，七星岩和鼎湖山的摩崖石刻还是一轴反映肇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水文等内容的壮丽长卷，是写在石头上的肇庆历史书，记载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肇庆的历史轨迹。摩崖石刻是肇庆最重要的文化瑰宝之一，是肇庆人民的骄傲。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挖掘、研究和宣传的力度不够，以致鲜为人知，即使学术界也知之不多，未能充分发挥其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档次，促进旅游业发展以及推进文化建设的作用。七星岩和鼎湖山的摩崖石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既有唐朝大书法家李邕所作的《端州石室记》（俗称马蹄碑），也有在肇为官三年的宋代名臣包拯的题记，更有当代朱德、陈毅、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七星岩的赞美诗篇等等，数不胜数。挖掘宣传前人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是肇庆实现跨越式发展、建设文化名市的迫切需要。因此，在大张旗鼓宣传肇庆历史文化中，我提出把挖掘、研究和宣传七星岩和鼎湖山的摩崖石刻作为肇庆“文化名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促进肇庆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并为广东建设文化大省作出贡献。
记者：如何深入挖掘、研究和宣传七星岩和鼎湖山的摩崖石刻？
林雄：首先是保护，要遵循文物保护有关原则，制定科学的办法进一步保护好这些摩崖石刻；其次是挖掘整理，肇庆从70年代就有专家在研究这些石刻，并出版过拓本。最近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对石刻作进一步研究，以揭开其中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并将整理出版和宣传这些研究成果，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关注，更好地传承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第一本普及型的拓本可望在明年和读者见面；最后是规划和应用，在“文化名市”建设工作中，应用好专家们的研究成果，丰富肇庆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提升肇庆知名度。
记者：如何利用摩崖石刻促进肇庆旅游业的发展？
林雄：不少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文化的旅游难有持久的生命力。七星岩风景区和鼎湖山风景区山奇水秀，优美的自然风光醉倒不少游客。但过去人们到七星岩、鼎湖山，只注重它的风光，忽略了它的文化内涵。七星岩和鼎湖山不缺人文历史等文化元素，我们在规划肇庆旅游业的发展中，通过深入挖掘、研究和宣传七星岩和鼎湖山的摩崖石刻等历史文化资源，让进入肇庆的游客不但能享受醉人的自然景观，还能享受迷人的文化盛宴，这样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肇庆和旅游核心景区的七星岩和鼎湖山，就能大大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有力地促进肇庆经济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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